粤语音乐剧《大状王》由2014年开始酝酿、构思；筹备、创作，到2022年正式首演，前后历时达八年之久，以本地情况来说属绝无仅有。 《大状王》作曲家于音乐方面的新尝试效果奇佳，与欧美同类剧目相比也毫不逊色。本文将就「中西并重」、「兼收并蓄」、「前后呼应」三方面，浅谈《大状王》的音乐特色。

中西并重：现代西洋音乐剧vs清代公堂戏

音乐剧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形式，但《大状王》的故事却发生在清代，体裁与题材之间明显存在时空、文化及地域差异。然而剧中三场重头公堂戏（〈申冤〉、〈翻案〉和〈终审〉）都非常流畅自然，上述差异仿佛不存在一样。当然，影响整体效果的元素很多，曲、词、服装、布景、灯光、道具等等全都应记一功。那么作曲家如何在音乐方面协调这些差异，令效果流畅自然呢？

开端40秒，以音乐确立「时」与「地」

「中西并重，兼收并蓄，前后呼应」就是箇中关键。以开场曲（也就是全剧第一首歌曲）〈申冤〉的开端为例，这首歌曲规模之宏大，内容之丰富，风格变化之阔，戏剧功能之多，在音乐剧来说可谓十分罕见。开场的瞬间，观众就恍如置身古代：〈申冤〉劈头第一响就是鼓声，再由说书人念出七言绝句：「状棍从来无天装，戾横折曲在公堂，千古难翻六月雪，还看一代大状王！」。这首诗相当于传统相声或评书里的定场诗，诗句之间响起的鼓声类似戏曲中的锣鼓；到了最后一句，渐渐加速的鼓声却接近西乐手法，然后是苦主喊冤（「申冤呀」 ），下一句再模仿粤曲拉腔。短短40秒，作曲家靠着鼓声、定场诗与拉腔乐句，已经点明「时」（古代）与「地」（皇朝时代公堂），同时用上传统表演形式（说书／戏曲）与西乐，突显全剧音乐上中西并重的特点。

配合叙事，融合与转换中西风格

之后西洋乐器短笛奏起一个经常在剧中重现的动机（即「旋律片段」），代表意气风发的男主角方唐镜。不过旋律虽然由西洋乐器所奏，但旋律本身却采用中乐常用的五声音阶，而且采用不少中乐作品常用音型，听起来倒像中乐笛子多一点，伴奏的敲击乐器也以中乐排鼓为主，辅以脚踏钹和大鼓。剧中群众随即交代原告被告身份，伴奏的西洋乐器越来越多（电吉他、长号和爵士鼓相继加入），音响效果也越来越西化——虽然如此，一直未有出现的琵琶也在这时加入，琵琶乐句明显采用五声音阶。说书人充当县官，以说唱（带节奏、韵律及伴奏的吟诵）形式交代案情的段落，音乐整体都变得十分西化；正义状师何淡如准备登场时，乐曲一方面以歌词点出「何淡如」的名字，另一方面则以小提琴奏出代表何淡如的动机（同样将在剧中不时重现）。同样，乐器虽然是西洋乐器，演奏时却带有不少滑奏，模仿二胡效果。由此可见，中西乐风格的融合与转换，都经过精心设计，配合叙事发展与角色交替，循序渐进地演变。

自报家门与文字着色

何淡如登场的时刻，又是中西并重的好例子。他登场时案件没有马上开始审理，而是让何淡如唱出「如像春秋／将真相验明／是非先与后／寻问凶手／当追到尽头／自知真与否／是与非全掌握于我手／大概虎狼此刻心颤抖／却恨无路走」这几句与剧情没有直接关系的歌词。西洋音乐剧经常以角色唱出一首完整的独立歌曲来确立自身形象（「我是谁」之歌），或交代角色的欲望与诉求（「我想要」之歌），极少在歌曲中段加插几句介绍自己的歌词。倒是粤剧经常采用类似手法，称为「自报家门」。证人张千作供时，无论台词与节奏都甚有粤剧白榄特色，但伴奏却加上一个低音旋律和一个高音次旋律——这是西乐典型的对位法；此外这段还有另一处富心思的设计：他唱到「正好敲响三更鼓」的时候，刚好钹也敲了三下，正与西洋声乐曲里「文字着色」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山歌、南音、数白榄与70、80年代香港文化

第二幕开场曲〈翻案〉和剧情高潮〈终审〉也同样中西并重，但选用的中乐元素略有不同，偶然更引入香港本地20世纪70、80年代流行文化元素。例如〈翻案〉以山歌似的旋律掀开序幕，接着唱出「升堂——威武」两句，其中「威武」按传统以戏棚官话唱出；之后群众模仿唢呐的声音唱出广东音乐《得胜令》（此为70年代电视剧《民间传奇》主题曲，也因此广为人识），中段又引入广东南音元素和数白榄，不过「月光光／照地堂／邬家有只大豺狼……」这段唱词，却是改编自80年代悬疑电视剧《发现湾》片头。上文提到的戏曲元素，除了有助跨越属于当代的音乐剧与清代题材的鸿沟以外，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：让公堂审案也可以大规模地用音乐表达。

欧美音乐剧中的法庭戏：叙事说理以对白为主

公堂审案在《大状王》是重头戏，原告被告、陈述申诉、盘问辩解，台词少不免大量叙事说理，按道理这类场景宜用对白多于歌唱——这正是欧美同类音乐剧作品的处理手法。音乐剧中最著名的法庭戏，大概就是美国音乐剧《律政俏佳人》（Legally Blonde）；另外，德语地区音乐剧也相对较多出现法庭戏，例如《蝴蝶梦》（Rebecca）、《画家席勒》（Egon Schiele）和《马特洪峰》（Matterhorn）。可是，上述四出音乐剧的法庭戏，无论是交代案情，还是控辩双方舌剑唇枪，都全部以对白交代，没有歌唱，没有说唱，连背景音乐也没有。 《律政俏佳人》第一场法庭戏里的确有一首歌曲《There! Right! There! (Gay or European?)》，但内容却是辩方律师团队争论证人是否同性恋；《蝴蝶梦》里，男主角Maxim因涉嫌杀妻受审时，控辩双方以及法官的言论也同样以对白交代，只有旁听者对所见所闻的反应才以歌唱表达。

《大状王》中的公堂戏：叙事说理皆穿梭于对白、说唱、歌唱之间

《大状王》的三出公堂戏，却大部分以歌唱或说唱交代，即使采用对白，背景音乐也从未停下。例如长达16分钟的〈申冤〉里，乐团要么为唱段或说唱段伴奏，要么为对白提供背景音乐，而且配搭组合多姿多采。例如县官以说唱交代案情，群众以合唱加强效果（「老妇黎氏／话马富杀咗人……」）；被告马富作供，则用歌唱形式，群众同样以合唱加强效果（「一切内情待我讲［群众：讲讲讲］……」）；打更人张千作供时，则先用白榄（也是说唱的一种），后用群众合唱，再改为张千独唱与群众合唱交替（「（白榄）当晚我行经马府……［群众：马富恶毒／杀李四重咁狼戾……］（张千唱：马富恶毒／要李四浴血归西／打［群众：打］……」）；然后再以对白交代马富这时在审讯中正落入下风。

香港粤剧与影视音乐

音乐剧作曲家要考虑对白与歌曲之间的衔接，务求效果自然流畅，因此最常见的结构是「对白—伴奏响起并与对白重叠—主歌（旋律起伏较平淡，接近说话）—副歌（旋律性强的部分）」。可是观众会发现，〈申冤〉的音乐从未停止，台词则在唱／说唱／对白之间出入自如，毫不突兀。能做到这种流畅的效果，与引入粤剧元素关系颇大，因为粤剧也经常唱白夹杂，而且念白也有「浪里白」（带伴奏）、「诗白」、「白榄」等种类。 〈申冤〉在开端五分钟让观众感受到粤剧元素之后，就借助粤剧唱白夹杂、念白多样的优势，营造出欧美经典剧目也未曾达到的效果。

顺带一提，上文提到剧中音乐经常时中时西，乃至同时兼备中西，例如五声音阶旋律配合西式和声、以西洋乐器模仿中乐效果等等。然而无论是偏重中乐还是西乐的乐段，听起来也合情合理。原因之一，是因为这种音乐效果本来就在香港戏剧音乐里很常见，在粤剧和影视音乐亦如是。 20世纪中叶开始，粤剧（尤其薛觉先的剧目）乐队已开始引入西乐乐器如小提琴、色士风和大提琴；70年代起，古装电视剧涌现，当中无论主题曲、插曲，还是配乐，都不乏中西兼备的声音，例如中式旋律配西式和声及中西乐器（如《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》主题曲〈俩忘烟水里〉［1982，关正杰、关菊英主唱］），或中式旋律配全西式和声及配器（如《倚天屠龙记》主题曲［1978，郑少秋主唱］）。因此可以说，在戏剧中采用中西并重的音乐，对本地观众来说都十分熟悉，是次于清装音乐剧的运用也就显得理所当然，顺理成章。

音乐剧中的地域色彩

事实上，西方的音乐剧作自19世纪起，已开始因应题材、情节或个别乐曲的歌词内容，采用相关地区的音乐风格。虽然有时失诸笼统，但始终兼容不同地域的特色，例如19世纪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（Carmen），故事发生在西班牙，音乐就呈现不少西班牙特色；到了20世纪的音乐剧，也经常出现同类做法：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》（Fiddler on the Roof）主人翁是犹太人，音乐也采用不少犹太音乐手法；《国王与我》（The King and I）故事发生在暹罗（泰国），音乐及舞蹈都融合南亚另一国家柬埔寨的元素，权充东方风情。因此，在《大状王》中因应题材及剧情所需融入粤剧或中乐特色，也跟音乐剧的习惯一致。

兼收并蓄：歌曲风格多样

至于「兼收并蓄」，指的是音乐剧的音乐本身就以多元化为特色。 「音乐剧」在20世纪初称为「音乐喜剧」，表演形式受19世纪盛行的多种综艺节目（例如歌舞杂耍剧vaudeville及滑稽剧burlesque）影响，讲求多元化。因此音乐剧经常融合各种现存风格，包括古典、爵士、流行和摇滚等，同一剧目中经常出现不同时代风格的歌曲。例如伦敦西区经典剧目《歌声魅影》（Phantom of the Opera）当中，〈Prima Donna〉一曲采用19世纪浪漫派圆舞曲风格，〈Phantom of the Opera〉兼备摇滚与歌剧风格，〈All I Ask of You〉则是流行风格抒情歌。

童谣、圆舞曲、百老汇风格与流行抒情歌

《大状王》也不例外，有时甚至在同一首歌曲中多次转换风格。除了粤剧风格，在《大状王》或多或少出现过的风格还有很多，例如〈报应〉采用了童谣（「望见老鼠在灶边……」）以及19世纪的浪漫派圆舞曲（「眼前坏蛋正提步……」）。八爷在〈有借有还〉中上场时，〈报应〉中的圆舞曲重现（「往时恨／此际全部消散……」）；之后八爷的华丽唱段，却采用1920年代百老汇齐格菲歌舞团（Ziegfeld Follies）风格（「我不会仁慈布施……」）。

此外，流行风格抒情歌（ballad）也有不少，例如〈细雪〉、〈悬崖〉、〈莫对我心软〉、〈雪地寒山〉和〈倾听〉。其中〈雪地寒山〉同时明显深受西洋古典音乐影响，作曲家以对位法象征杨秀秀、阿细和方唐镜三人心有灵犀（「走过了沧海一路满天乌鸦……」）。 「对位法」是西洋音乐中一种历史悠久的写作手法，务求同步呈现两个或以上的旋律时仍能保持优美。这里采用对位法体现「心有灵犀」是相当特别的设计，因为通常在音乐剧里，对位法要么表达对抗、质问（如《Love Never Dies》〈Devil Take the Hindmost〉、〈Phantom Confronts Christine〉） ，要么交代各人心思甚至私心（如《Les Miserables》〈One Day More〉），表达心有灵犀反而不多见。

佛教音乐、滑稽歌、摇滚与流行民谣

〈撒一场白米〉和〈踏上清源〉则糅合了佛教音乐元素：〈撒一场白米〉以僧侣颂唱梵文《心经》掀开序幕，五声音阶主题加上钟声，营造出一片佛门景象；〈踏上清源〉旋律带有南音特色，伴奏却配合管钟与颂钵，合唱团则哼唱「Ohm」，类似梵咒音节「唵」，也就是佛教六字大明咒「唵、嘛、呢、叭、得、咪、吽」的第一个字，种种设计都与何淡如的身份与遭遇相配。

除了戏剧化和深情内省的歌曲，音乐剧一般也会加插轻松时刻，舒缓气氛。 《大状王》里，调节气氛的重任就落在〈一时无两〉（2022年首演版）、〈最衰都系你〉和〈正义朋友〉身上。 〈一时无两〉一方面采用五声音阶旋律和琵琶，另一方面糅合少量夏威夷风格。 〈正义朋友〉则简单明快。至于〈最衰都系你〉初段将斗嘴争执与轻快活泼的音乐及铜管滑奏同时出现，效果十分滑稽。其他音乐风格还包括摇滚（〈一念一宇宙〉）以及流行民谣（〈有阵时〉）。

粤剧、童谣、圆舞曲、古典、1920年代百老汇风格、抒情歌、摇滚、流行民谣和佛教音乐，全都在《大状王》占有一席之地，说是「兼收并蓄」，也实在没有夸张。

前后呼应﹕动机反覆出现与歌曲铺排

《大状王》的另一大特色，就是歌曲之间经常出现微妙的呼应，其主要手法有二：一是动机反覆出现，二是歌曲铺排。动机反覆出现，而且重现时加以变化以切合当刻的情感表达，原是19世纪浪漫派音乐颇常用的手法，不少重要作曲家都应用过，例如柴可夫斯基、李斯特、白辽士和华格纳——虽然名称各异，但手法却大同小异。当中以华格纳的主导动机（leitmotif）手法应用得尤其精密，无论是一人一物，还是一种情感，都可以用主导动机代表，在音乐里穿梭出现，用以营造气氛，甚至充当人物心理或剧情的暗示。这种动机反覆的手法，无论在音乐剧还是电影音乐也相当常见（例如电影《魔戒三部曲》（Lord of the Rings））。不过比起其他音乐剧，《大状王》里反覆动机的数量却多得多：一般音乐剧反覆动机数目在十个以内（例如《歌声魅影》有八个），但《大状王》则多达二十来个，单是〈申冤〉一曲已包含了十个反覆动机，而且这些动机在其他歌曲穿梭，时而见于旋律，时而见于伴奏，时而见于背景音乐（underscore，即演员念对白或演戏期间的音乐）﹕例如阿细唱出「天咁黑渠焉会望到人……」时的旋律，就在〈报应〉、〈翻案〉和〈终审〉重现；方唐镜出场时「问世间官司／胜败会否先知……」的旋律，则在〈福临门〉、〈最衰都系你〉、〈莫对我心软〉、〈道德经〉和〈终审〉重现。

另外，在歌曲铺排方面，也可见作曲家巧妙的心思。作曲家弃用音乐剧常见的简单「再现歌」（reprise，在剧情较后处采用已经出现过的旋律，当作一首完整歌曲，但配合不同歌词，或以其他角色演唱），反而将出现过的旋律加插在新素材里，既能互相呼应，又能与剧情紧密扣连。例如〈细雪〉、〈莫对我心软〉和〈倾听〉这三首抒情歌在音乐上的关联异常密切，而且戏剧铺排上，三首歌曲分别处于第一幕中段、第二幕后半和第二幕结尾。三首都包括杨秀秀的唱段，而且都出现与杨秀秀有关的相同乐句：〈细雪〉开端飘渺的哼唱段以及主旋律（「似雪花／飞满天……」），在〈莫对我心软〉（「有几多山川……」）和〈倾听〉（「我闭起双眼睛……」）都重现，听来仿佛后两者都从〈细雪〉发展而成。虽然三首歌曲共通点不少，但音乐上也各有特色：〈细雪〉气氛较悠远，配器清丽简洁；〈莫对我心软〉方唐镜先开口，充满沉思似的平静，但从杨秀秀的唱段开始却轻松活泼得多，配器也起简洁为主；〈倾听〉刻划的情境本应孤单清冷，但作曲家却加入合唱，配器也很丰富，所以音响效果反而是三首之中最丰满的。

即使是首尾呼应效果最明显的〈申冤〉和〈终审〉，也不只是「旧曲新词」：事实上，〈申冤〉和〈终审〉最相似之处也不过是开端而已，〈终审〉稍后出现不少新的旋律素材，例如方唐镜与阿细唱「福端康要痛打……」、方唐镜与福全互相示威（「我有胜算……」）、方唐镜与福端康舌剑唇枪，这些旋律都是之前未出现过的，因此即使开端相似，但〈终审〉却绝非〈申冤〉的「再现歌」，反而随着剧情，将气氛推进至最高点。

结语

诚然，《大状王》选取了一个对音乐剧来说很有挑战性的题材，内容与形式之间更充满各种先天矛盾。虽然过去香港也有音乐剧选用中国题材，讲古代故事（如《太平山之疫》、《利玛窦》和英语音乐剧《金瓶梅》），但两者结合之余再加上公堂审案，再以歌唱形式处理审讯的主要内容不但是新尝试，更是纵观纽约百老汇、伦敦西区以至维也纳等世界音乐剧重镇都绝无仅有。大家聆听原声大碟或是欣赏现场演出时，不妨留意一下音乐里中西并重的痕迹、各种风格的交替融合，以及歌曲之间的微妙呼应，仔细品味创作人精密的铺垫与巧妙的心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