粵語音樂劇《大狀王》由2014年開始醞釀、構思;籌備、創作,到2022年正式首演,前後歷時達八年之久,以本地情況來說屬絕無僅有。《大狀王》作曲家於音樂方面的新嘗試效果奇佳,與歐美同類劇目相比也毫不遜色。本文將就「中西並重」、「兼收並蓄」、「前後呼應」三方面,淺談《大狀王》的音樂特色。
中西並重:現代西洋音樂劇vs清代公堂戲
音樂劇是西方的現代藝術形式,但《大狀王》的故事卻發生在清代,體裁與題材之間明顯存在時空、文化及地域差異。然而劇中三場重頭公堂戲(〈申冤〉、〈翻案〉和〈終審〉)都非常流暢自然,上述差異彷彿不存在一樣。當然,影響整體效果的元素很多,曲、詞、服裝、佈景、燈光、道具等等全都應記一功。那麼作曲家如何在音樂方面協調這些差異,令效果流暢自然呢?
開端40秒,以音樂確立「時」與「地」
「中西並重,兼收並蓄,前後呼應」就是箇中關鍵。以開場曲(也就是全劇第一首歌曲)〈申冤〉的開端為例,這首歌曲規模之宏大,內容之豐富,風格變化之闊,戲劇功能之多,在音樂劇來說可謂十分罕見。開場的瞬間,觀眾就恍如置身古代:〈申冤〉劈頭第一響就是鼓聲,再由說書人唸出七言絕句:「狀棍從來無天裝,戾橫折曲在公堂,千古難翻六月雪,還看一代大狀王!」。這首詩相當於傳統相聲或評書裡的定場詩,詩句之間響起的鼓聲類似戲曲中的鑼鼓;到了最後一句,漸漸加速的鼓聲卻接近西樂手法,然後是苦主喊冤(「申冤呀」),下一句再模仿粵曲拉腔。短短40秒,作曲家靠著鼓聲、定場詩與拉腔樂句,已經點明「時」(古代)與「地」(皇朝時代公堂),同時用上傳統表演形式(說書/戲曲)與西樂,突顯全劇音樂上中西並重的特點。
配合敘事,融合與轉換中西風格
之後西洋樂器短笛奏起一個經常在劇中重現的動機(即「旋律片段」),代表意氣風發的男主角方唐鏡。不過旋律雖然由西洋樂器所奏,但旋律本身卻採用中樂常用的五聲音階,而且採用不少中樂作品常用音型,聽起來倒像中樂笛子多一點,伴奏的敲擊樂器也以中樂排鼓為主,輔以腳踏鈸和大鼓。劇中群眾隨即交代原告被告身份,伴奏的西洋樂器越來越多(電吉他、長號和爵士鼓相繼加入),音響效果也越來越西化——雖然如此,一直未有出現的琵琶也在這時加入,琵琶樂句明顯採用五聲音階。說書人充當縣官,以說唱(帶節奏、韻律及伴奏的吟誦)形式交代案情的段落,音樂整體都變得十分西化;正義狀師何淡如準備登場時,樂曲一方面以歌詞點出「何淡如」的名字,另一方面則以小提琴奏出代表何淡如的動機(同樣將在劇中不時重現)。同樣,樂器雖然是西洋樂器,演奏時卻帶有不少滑奏,模仿二胡效果。由此可見,中西樂風格的融合與轉換,都經過精心設計,配合敘事發展與角色交替,循序漸進地演變。
自報家門與文字著色
何淡如登場的時刻,又是中西並重的好例子。他登場時案件沒有馬上開始審理,而是讓何淡如唱出「如像春秋/將真相驗明/是非先與後/尋問凶手/當追到盡頭/自知真與否/是與非全掌握於我手/大概虎狼此刻心顫抖/卻恨無路走」這幾句與劇情沒有直接關係的歌詞。西洋音樂劇經常以角色唱出一首完整的獨立歌曲來確立自身形象(「我是誰」之歌),或交代角色的欲望與訴求(「我想要」之歌),極少在歌曲中段加插幾句介紹自己的歌詞。倒是粵劇經常採用類似手法,稱為「自報家門」。證人張千作供時,無論台詞與節奏都甚有粵劇白欖特色,但伴奏卻加上一個低音旋律和一個高音次旋律——這是西樂典型的對位法;此外這段還有另一處富心思的設計:他唱到「正好敲響三更鼓」的時候,剛好鈸也敲了三下,正與西洋聲樂曲裡「文字著色」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山歌、南音、數白欖與70、80年代香港文化
第二幕開場曲〈翻案〉和劇情高潮〈終審〉也同樣中西並重,但選用的中樂元素略有不同,偶然更引入香港本地20世紀70、80年代流行文化元素。例如〈翻案〉以山歌似的旋律掀開序幕,接著唱出「升堂——威武」兩句,其中「威武」按傳統以戲棚官話唱出;之後群眾模仿嗩吶的聲音唱出廣東音樂《得勝令》(此為70年代電視劇《民間傳奇》主題曲,也因此廣為人識),中段又引入廣東南音元素和數白欖,不過「月光光/照地堂/鄔家有隻大豺狼……」這段唱詞,卻是改編自80年代懸疑電視劇《發現灣》片頭。上文提到的戲曲元素,除了有助跨越屬於當代的音樂劇與清代題材的鴻溝以外,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功能:讓公堂審案也可以大規模地用音樂表達。
歐美音樂劇中的法庭戲:敘事說理以對白為主
公堂審案在《大狀王》是重頭戲,原告被告、陳述申訴、盤問辯解,台詞少不免大量敘事說理,按道理這類場景宜用對白多於歌唱——這正是歐美同類音樂劇作品的處理手法。音樂劇中最著名的法庭戲,大概就是美國音樂劇《律政俏佳人》(Legally Blonde);另外,德語地區音樂劇也相對較多出現法庭戲,例如《蝴蝶夢》(Rebecca)、《畫家席勒》(Egon Schiele)和《馬特洪峰》(Matterhorn)。可是,上述四齣音樂劇的法庭戲,無論是交代案情,還是控辯雙方舌劍脣槍,都全部以對白交代,沒有歌唱,沒有說唱,連背景音樂也沒有。《律政俏佳人》第一場法庭戲裡的確有一首歌曲《There! Right! There! (Gay or European?)》,但內容卻是辯方律師團隊爭論證人是否同性戀;《蝴蝶夢》裡,男主角Maxim因涉嫌殺妻受審時,控辯雙方以及法官的言論也同樣以對白交代,只有旁聽者對所見所聞的反應才以歌唱表達。
《大狀王》中的公堂戲:敘事說理皆穿梭於對白、說唱、歌唱之間
《大狀王》的三齣公堂戲,卻大部分以歌唱或說唱交代,即使採用對白,背景音樂也從未停下。例如長達16分鐘的〈申冤〉裡,樂團要麼為唱段或說唱段伴奏,要麼為對白提供背景音樂,而且配搭組合多姿多采。例如縣官以說唱交代案情,群眾以合唱加強效果(「老婦黎氏/話馬富殺咗人……」);被告馬富作供,則用歌唱形式,群眾同樣以合唱加強效果(「一切內情待我講[群眾:講講講]……」);打更人張千作供時,則先用白欖(也是說唱的一種),後用群眾合唱,再改為張千獨唱與群眾合唱交替(「(白欖)當晚我行經馬府……[群眾:馬富惡毒/殺李四重咁狼戾……](張千唱:馬富惡毒/要李四浴血歸西/打[群眾:打]……」);然後再以對白交代馬富這時在審訊中正落入下風。
香港粵劇與影視音樂
音樂劇作曲家要考慮對白與歌曲之間的銜接,務求效果自然流暢,因此最常見的結構是「對白—伴奏響起並與對白重疊—主歌(旋律起伏較平淡,接近說話)—副歌(旋律性強的部分)」。可是觀眾會發現,〈申冤〉的音樂從未停止,台詞則在唱/說唱/對白之間出入自如,毫不突兀。能做到這種流暢的效果,與引入粵劇元素關係頗大,因為粵劇也經常唱白夾雜,而且唸白也有「浪裡白」(帶伴奏)、「詩白」、「白欖」等種類。〈申冤〉在開端五分鐘讓觀眾感受到粵劇元素之後,就借助粵劇唱白夾雜、唸白多樣的優勢,營造出歐美經典劇目也未曾達到的效果。
順帶一提,上文提到劇中音樂經常時中時西,乃至同時兼備中西,例如五聲音階旋律配合西式和聲、以西洋樂器模仿中樂效果等等。然而無論是偏重中樂還是西樂的樂段,聽起來也合情合理。原因之一,是因為這種音樂效果本來就在香港戲劇音樂裡很常見,在粵劇和影視音樂亦如是。20世紀中葉開始,粵劇(尤其薛覺先的劇目)樂隊已開始引入西樂樂器如小提琴、色士風和大提琴;70年代起,古裝電視劇湧現,當中無論主題曲、插曲,還是配樂,都不乏中西兼備的聲音,例如中式旋律配西式和聲及中西樂器(如《天龍八部之六脈神劍》主題曲〈倆忘煙水裡〉[1982,關正傑、關菊英主唱]),或中式旋律配全西式和聲及配器(如《倚天屠龍記》主題曲[1978,鄭少秋主唱])。因此可以說,在戲劇中採用中西並重的音樂,對本地觀眾來說都十分熟悉,是次於清裝音樂劇的運用也就顯得理所當然,順理成章。
音樂劇中的地域色彩
事實上,西方的音樂劇作自19世紀起,已開始因應題材、情節或個別樂曲的歌詞內容,採用相關地區的音樂風格。雖然有時失諸籠統,但始終兼容不同地域的特色,例如19世紀法國作曲家比才的歌劇《卡門》(Carmen),故事發生在西班牙,音樂就呈現不少西班牙特色;到了20世紀的音樂劇,也經常出現同類做法:《屋頂上的小提琴手》(Fiddler on the Roof)主人翁是猶太人,音樂也採用不少猶太音樂手法;《國王與我》(The King and I)故事發生在暹羅(泰國),音樂及舞蹈都融合南亞另一國家柬埔寨的元素,權充東方風情。因此,在《大狀王》中因應題材及劇情所需融入粵劇或中樂特色,也跟音樂劇的習慣一致。
兼收並蓄:歌曲風格多樣
至於「兼收並蓄」,指的是音樂劇的音樂本身就以多元化為特色。「音樂劇」在20世紀初稱為「音樂喜劇」,表演形式受19世紀盛行的多種綜藝節目(例如歌舞雜耍劇vaudeville及滑稽劇burlesque)影響,講求多元化。因此音樂劇經常融合各種現存風格,包括古典、爵士、流行和搖滾等,同一劇目中經常出現不同時代風格的歌曲。例如倫敦西區經典劇目《歌聲魅影》(Phantom of the Opera)當中,〈Prima Donna〉一曲採用19世紀浪漫派圓舞曲風格,〈Phantom of the Opera〉兼備搖滾與歌劇風格,〈All I Ask of You〉則是流行風格抒情歌。
童謠、圓舞曲、百老匯風格與流行抒情歌
《大狀王》也不例外,有時甚至在同一首歌曲中多次轉換風格。除了粵劇風格,在《大狀王》或多或少出現過的風格還有很多,例如〈報應〉採用了童謠(「望見老鼠在灶邊……」)以及19世紀的浪漫派圓舞曲(「眼前壞蛋正提步……」)。八爺在〈有借有還〉中上場時,〈報應〉中的圓舞曲重現(「往時恨/此際全部消散……」);之後八爺的華麗唱段,卻採用1920年代百老匯齊格菲歌舞團(Ziegfeld Follies)風格(「我不會仁慈布施……」)。
此外,流行風格抒情歌(ballad)也有不少,例如〈細雪〉、〈懸崖〉、〈莫對我心軟〉、〈雪地寒山〉和〈傾聽〉。其中〈雪地寒山〉同時明顯深受西洋古典音樂影響,作曲家以對位法象徵楊秀秀、阿細和方唐鏡三人心有靈犀(「走過了滄海一路滿天烏鴉……」)。「對位法」是西洋音樂中一種歷史悠久的寫作手法,務求同步呈現兩個或以上的旋律時仍能保持優美。這裡採用對位法體現「心有靈犀」是相當特別的設計,因為通常在音樂劇裡,對位法要麼表達對抗、質問(如《Love Never Dies》〈Devil Take the Hindmost〉、〈Phantom Confronts Christine〉),要麼交代各人心思甚至私心(如《Les Miserables》〈One Day More〉),表達心有靈犀反而不多見。
佛教音樂、滑稽歌、搖滾與流行民謠
〈撒一場白米〉和〈踏上清源〉則糅合了佛教音樂元素:〈撒一場白米〉以僧侶頌唱梵文《心經》掀開序幕,五聲音階主題加上鐘聲,營造出一片佛門景象;〈踏上清源〉旋律帶有南音特色,伴奏卻配合管鐘與頌缽,合唱團則哼唱「Ohm」,類似梵咒音節「唵」,也就是佛教六字大明咒「唵、嘛、呢、叭、得、咪、吽」的第一個字,種種設計都與何淡如的身份與遭遇相配。
除了戲劇化和深情內省的歌曲,音樂劇一般也會加插輕鬆時刻,舒緩氣氛。《大狀王》裡,調節氣氛的重任就落在〈一時無兩〉(2022年首演版)、〈最衰都係你〉和〈正義朋友〉身上。〈一時無兩〉一方面採用五聲音階旋律和琵琶,另一方面糅合少量夏威夷風格。〈正義朋友〉則簡單明快。至於〈最衰都係你〉初段將鬥嘴爭執與輕快活潑的音樂及銅管滑奏同時出現,效果十分滑稽。其他音樂風格還包括搖滾(〈一念一宇宙〉)以及流行民謠(〈有陣時〉)。
粵劇、童謠、圓舞曲、古典、1920年代百老匯風格、抒情歌、搖滾、流行民謠和佛教音樂,全都在《大狀王》佔有一席之地,說是「兼收並蓄」,也實在沒有誇張。
前後呼應﹕動機反覆出現與歌曲鋪排
《大狀王》的另一大特色,就是歌曲之間經常出現微妙的呼應,其主要手法有二:一是動機反覆出現,二是歌曲鋪排。動機反覆出現,而且重現時加以變化以切合當刻的情感表達,原是19世紀浪漫派音樂頗常用的手法,不少重要作曲家都應用過,例如柴可夫斯基、李斯特、白遼士和華格納——雖然名稱各異,但手法卻大同小異。當中以華格納的主導動機(leitmotif)手法應用得尤其精密,無論是一人一物,還是一種情感,都可以用主導動機代表,在音樂裡穿梭出現,用以營造氣氛,甚至充當人物心理或劇情的暗示。這種動機反覆的手法,無論在音樂劇還是電影音樂也相當常見(例如電影《魔戒三部曲》(Lord of the Rings))。不過比起其他音樂劇,《大狀王》裡反覆動機的數量卻多得多:一般音樂劇反覆動機數目在十個以內(例如《歌聲魅影》有八個),但《大狀王》則多達二十來個,單是〈申冤〉一曲已包含了十個反覆動機,而且這些動機在其他歌曲穿梭,時而見於旋律,時而見於伴奏,時而見於背景音樂(underscore,即演員唸對白或演戲期間的音樂)﹕例如阿細唱出「天咁黑佢焉會望到人……」時的旋律,就在〈報應〉、〈翻案〉和〈終審〉重現;方唐鏡出場時「問世間官司/勝敗會否先知……」的旋律,則在〈福臨門〉、〈最衰都係你〉、〈莫對我心軟〉、〈道德經〉和〈終審〉重現。
另外,在歌曲鋪排方面,也可見作曲家巧妙的心思。作曲家棄用音樂劇常見的簡單「再現歌」(reprise,在劇情較後處採用已經出現過的旋律,當作一首完整歌曲,但配合不同歌詞,或以其他角色演唱),反而將出現過的旋律加插在新素材裡,既能互相呼應,又能與劇情緊密扣連。例如〈細雪〉、〈莫對我心軟〉和〈傾聽〉這三首抒情歌在音樂上的關聯異常密切,而且戲劇鋪排上,三首歌曲分別處於第一幕中段、第二幕後半和第二幕結尾。三首都包括楊秀秀的唱段,而且都出現與楊秀秀有關的相同樂句:〈細雪〉開端飄渺的哼唱段以及主旋律(「似雪花/飛滿天……」),在〈莫對我心軟〉(「有幾多山川……」)和〈傾聽〉(「我閉起雙眼睛……」)都重現,聽來彷彿後兩者都從〈細雪〉發展而成。雖然三首歌曲共通點不少,但音樂上也各有特色:〈細雪〉氣氛較悠遠,配器清麗簡潔;〈莫對我心軟〉方唐鏡先開口,充滿沉思似的平靜,但從楊秀秀的唱段開始卻輕鬆活潑得多,配器也起簡潔為主;〈傾聽〉刻劃的情境本應孤單清冷,但作曲家卻加入合唱,配器也很豐富,所以音響效果反而是三首之中最豐滿的。
即使是首尾呼應效果最明顯的〈申冤〉和〈終審〉,也不只是「舊曲新詞」:事實上,〈申冤〉和〈終審〉最相似之處也不過是開端而已,〈終審〉稍後出現不少新的旋律素材,例如方唐鏡與阿細唱「福端康要痛打……」、方唐鏡與福全互相示威(「我有勝算……」)、方唐鏡與福端康舌劍脣槍,這些旋律都是之前未出現過的,因此即使開端相似,但〈終審〉卻絕非〈申冤〉的「再現歌」,反而隨著劇情,將氣氛推進至最高點。
結語
誠然,《大狀王》選取了一個對音樂劇來說很有挑戰性的題材,內容與形式之間更充滿各種先天矛盾。雖然過去香港也有音樂劇選用中國題材,講古代故事(如《太平山之疫》、《利瑪竇》和英語音樂劇《金瓶梅》),但兩者結合之餘再加上公堂審案,再以歌唱形式處理審訊的主要內容不但是新嘗試,更是縱觀紐約百老匯、倫敦西區以至維也納等世界音樂劇重鎮都絕無僅有。大家聆聽原聲大碟或是欣賞現場演出時,不妨留意一下音樂裡中西並重的痕跡、各種風格的交替融合,以及歌曲之間的微妙呼應,仔細品味創作人精密的鋪墊與巧妙的心思。